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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一种新东亚秩序的想象:欧盟式的命运

2019-10-02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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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永瑞在《东亚地域秩序:超越帝国,走向东亚共同体》一文中指出,从历史到今天,东亚有过三个帝国的秩序,第一个是古代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中华帝国秩序,第二个是20世纪上半叶取代中国成为东亚霸主的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秩序,第三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和苏联对抗为主导的帝国称霸的东亚冷战秩序。②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事实,随着20世纪末冷战的结束,21世纪初中国的强劲崛起,今日东亚的格局,已经呈现出第四种:以中日对抗为中心的后冷战秩序。

  从历史学家的书写到各国历史教科书,至今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历史,乃是以大西洋文明为核心所展开的历史,其背后预设了一个基本的历史观:历史是有终极目标的,向着一个确定的时间终点展开和发展。这是从基督教到黑格尔的一元线性的欧洲历史观,而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东方的历史观都是循环的或轮回的。这一基督教的历史观在启蒙运动之中得以世俗化,转型为向善的历史进步主义。而深受基督教文明和启蒙运动浸润的黑格尔,将上帝的意志变异为理性的绝对精神,它在现实世界体现为一种世界精神。人类的历史是有自身目的的,向着世界精神的最终实现而展开。

   于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秩序”充满了内在的紧张:既要加入欧洲式的民族国家普遍秩序,又要保持日本特殊的天皇国体,并且将神魅化的天皇秩序扩张到东亚和东南亚世界。而到了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极端的右翼更是将亚细亚秩序想象为一个普遍的世界秩序,1940年初,京都帝国大学地理学教授小牧实繁提出新的地政学理论,他从日本的高点远眺世界,将各大洲和海洋重新命名,以投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在他的地理命名法下,美洲为“东亚细亚”,澳洲为“南亚细亚”,非洲是“西南亚细亚”,太平洋是“大日本海”,大西洋则是“新大日本海”。④

  自2008年之后,欧洲陷入了持续的财务危机之中,至今不能自拔。科耶夫在冷战时期曾经设想要在基督新教的美国和东正教的苏联两大帝国的抗衡之中,建立一个以法国为轴心的新拉丁帝国。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新拉丁帝国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出现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这几个拉丁国家再加上希腊被讥讽为拖累了欧盟的“笨猪四国”,在这些国家内部弥漫着一种罗马帝国晚期的“死于安乐”的文明堕落迹象。古老的欧洲虽然实现了统一,不再有国家主义的冲突,也超越了对物质的无限贪婪、对富强的过度冲动,但在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之中,其自身却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当在世界金融和贸易等级秩序中对第三世界的优势丧失殆尽,欧洲可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缓慢的相对衰落之中。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地区问题 本文链接:/data/103659.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三个重心,三大板块,21世纪的世界面临着一个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多元格局,它将改变和结束西方统治世界的历史,出现一个新的文明世纪。

   历史上的东亚,虽然有过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天下体系和以日本为轴心的“东亚共荣圈”,但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真正统一过东亚,将整个东亚囊括到其帝国版图之中。在古代的中华朝贡秩序当中,日本虽然受到中国文化极大影响,但在政治上始终不是中国的藩属,没有向中国朝贡过,游离于中华帝国的统治半径之外。子安宣邦指出:“就文明论的角度而言,日本被包含在中华文明世界之中。……但是它也在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中维持了自主性”。⑥同样,即使在日本帝国势力最盛、侵占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时候,半个中国(东北和沿海地区)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但另外半个中国(内地和西部边疆)依然在顽强地抵抗日本,守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独立。这意味着,历史上东亚的帝国秩序从来不是完整的,总是一个中心对抗着另外一个中心,帝国秩序总是面临着边缘的另一个国家的顽强抵抗。

  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上帝的绝对意志经过人文的洗礼,世俗化为普世的绝对价值,而这一普世的绝对价值在黑格尔那里被演绎为统一的世界精神。然而,真正的困境在于,世界的绝对精神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客观形态,世界精神之实现,最后总是落实在具体的国家,那些自以为担当了世界使命、能够拯救全人类的超级帝国。但至今为止的帝国秩序,都是不平等的等级贸易、等级金融和等级权力的世界秩序,19世纪英帝国主宰下的世界如此,20世界美国统治下的世界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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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一个新的世界历史即将展开,将从一元性文明的线性进化转型为多元文明的空间并存。21世纪的世界,在各大帝国的力量和文明的均势之下,将重新回到一个多元的轴心文明时代,即所谓“后轴心文明”时代。在这个“后轴心文明”时代里面,世界历史既不是以西方为中心,也不会以中国为中心,而将从一元的世界精神走向多元的文明和谐,从时间性的世界历史走向空间性的比较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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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出现之前,没有统一的世界历史,只有各文明的历史。在最早的轴心文明时代,欧亚大陆的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只是区域性的文明,相互之间虽然有影响,但整个地球并没有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一直到1500年之后,随着欧洲的帝国列强对亚非拉美和澳洲的发现、移民和征服,特别是工业革命打垮了各国的地方手工业,缔造了全球经济贸易共同体,西方文明通过价廉物美的货物、虔诚的传教士和无所不摧的军舰大炮征服了整个世界,一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才真正出现。

   其中最核心的是中日之间的对抗,其中有意识形态因素,有历史之结尚未解开,更有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作为曾经的古代和近代东亚地区的政治-文化霸主,中国和日本都在争夺东亚乃至东南亚、泛太平洋地区的支配权和主导权,形成了后冷战时代的对抗轴心,韩国与日本虽然处于同一个美国的盟友圈,却因为历史的原因和独岛的领土纠纷而关系时好时坏。中韩之间本来有紧密的经贸合作,携手遏制朝鲜,在朴槿惠当选总统之后关系一度非常亲密,但近半年来由于在如何遏制朝鲜核武器方面发生分歧,韩国引进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而关系重新变得微妙。东亚“三国杀”的背后,一直有世界老大美国的影子,美国虽然身不在东亚,却内在于东亚,它在日本、韩国有驻军,在东亚有它的核心利益。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东亚的不战不和局面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因而它极力促使日韩关系的改善,以共同遏制势不可挡的中国崛起。

  假如真的有“中国时刻”出现的话,它将终结的不是西方文明,而是黑格尔式的一元论世界历史本身。“中国时刻”在世界历史中的出现,首先改变的将是世界历史的存在方式。世界精神依然存在,但它不再以某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展现自己,而是以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和超越轴心文明的普世价值出现,那也是一种文明,一种普世的现代性文明。这一文明可以与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相结合,从而呈现出世界精神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世界精神既不终结于西方,也不是以轮回或循环的方式重返东方,而是在多种轴心文明和多极世界帝国的平行共处之中。

   东亚这一概念是暧昧的,并非历史上古已有之。从唐代到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文明领先于东亚世界,主宰东亚秩序的,是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等级化的天下体系。天下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第一个是内圈,是中华帝国通过郡县制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第二个是中圈,是中华帝国通过册封、羁縻和土司制度间接加以控制的边疆;第三个是以东亚为半径,由朝贡制度所形成的国际等级秩序。从中心到边缘,从化内到化外,传统的天下主义想象和建构了一个以华夏为中心、蛮夷臣服于中央的三个同心圆世界。历史上东亚的周边国家被中国所吸引,不仅因为中国富有,而且是由于中国在文明上的领先。以中华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是一个国际性的差序格局,它既是经济性的互惠关系,同时又是互为义务的伦理关系。中华天朝自居东亚世界的中心,周边国家皆是受保护的附属藩国。古代中国人只有中华意识,很少东亚意识,即使有所谓东亚,也只是以中华为中心的天下,是中华帝国以中原为核心的同心圆秩序的外缘部分。

  从一神教到多神教的世界历史关于“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时刻”,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谁之世界历史?何种中国时刻?

   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充满了擦枪走火的战争危险,不仅是表层的领土之争、国家利益之争,更重要的是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高涨,从政府到民间,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共同的意识形态,如同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东亚意识,无论在学界、政界还是舆论界,都是非常微弱的声音。东亚各国为彼此对抗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经常发生摩擦的国家利益而搞得四分五裂,未来发展趋势暧昧不明,存在着很高的不确定性与局部战争的可能性。

  摘要:21世纪世界历史的最重要事件,可能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重新崛起,从而改变世界历史本身。最近,姚中秋教授提出了“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时刻”,这是一个好命题。问题在于,当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时刻呼之欲出的时候,中国自身准备好了吗?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于世界?是西方文明的追随者、挑战者,抑或发展者?再进一步追问:那又是谁之世界历史,何种中国时刻呢?在所谓的中国时刻降临之际,与其盲目地乐观欢呼,不如冷静地在世界大势之中重新思考中国的位置,找到她的未来轨迹。

  

  

   东亚概念的发生,乃是近代的产物。其发生的原因,首先是“他者”的出现,这个“他者”,就是欧洲。19世纪中叶西方诸列强在东亚地区的出现,其所带来的船坚炮利和西方文明,极大地冲击了原来以中华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原先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不再是先进的、文明的,比较起文明程度更高的欧洲,东亚降格为半野蛮、半开化的落后文明。福泽谕吉提出日本要“脱亚入欧”,所要摆脱的是以中华为中心的旧文明秩序,融合进以欧洲为中心的新文明秩序。

  今日的世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也是一个帝国并行的时代。超越民族国家的资本与权力体系,为帝国霸权的兴衰提供了物质和组织化条件。在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两大帝国对抗的冷战之后,21世纪初所展现的新的帝国图景,乃是美国、欧盟和新崛起的中国的三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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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帝国秩序转化为共同体秩序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data/67992.html 文章来源: 《文化传播》2013年第1期

  

  现代帝国的争霸,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在全球资本与权力体系中的实力,二是其各自所凭借的文明。一个具有长久竞争力和统治力的帝国,实力与文明,缺一不可。军事和经济的硬实力,如潮水一般有涨有落,然而文明,却是长时段竞争的底蕴所在。美国衰落了吗?这是中国崛起之后世界热议的话题。虽然按照目前GDP增加的速度,中国将在未来十年之内综合国力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究竟谁是世界老大,不仅要看GDP总量,而且要看其他同样重要的指标。在全球化的资本和权力体系之中,以美元作为全球金融货币、科技的强大创造力和无可比拟的军事威慑力,美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继续保持其全球第一霸主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自身文明的可持续性发展性。与欧洲相比较,美国建国的主流文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明历经两个多世纪,依然有其充沛的活力,远未走到尽头。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世界各国的精英依然向往美国,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源源不断地给美国带来新的创造性元素和竞争能力。诚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美国的吸引力经久不衰的关键在于,它把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这两大激励人类进步的精神动力结合在一起。……在公民权利与创业精神两个方面,美国所能提供的一切,都是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一个文明的生命,在于其核心价值的吸引力,是否有自信对其他文明开放,并且将异质元素转化为自身新陈代谢的造血功能。从这点而言,美国的衰落尚且为之过早,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明的核心价值,再加上多元文化带来的竞争性活力,将使美国继续扮演世界文明帝国不可代替的头号角色。

一、从古代到当下的四种东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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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中国的衰落、日本的崛起,东亚意识第一次真正出现了。但这个以日本为轴心的“大东亚”,其内涵是暧昧的,也是矛盾的。东亚既顺应西方,又对抗西方。西方是东亚“内在的他者”,东亚各国学的都是欧洲的富国强兵,但欧洲依然是东亚赖以自我定位的“他者”,二者的区别首先是所谓的种族差异。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种族分类,将东亚视为黄种人的天下,欧洲是白种人的世界。传统的中国天下意识,夷夏之间的区分仅仅是文化的,并非种族的,文化是相对的,不管你是什么种族、民族和族群,只要接受了中华文明,便成为华夏-汉民族一员。但种族却是绝对的,黄种人不可变易为白种人,倒过来也一样。面对着来自欧洲的压迫,东亚各国首先在黄种人意识上找到了同一性。

  以往两个世纪的世界之核心,乃是大西洋共同体。大西洋的两岸,无论是西欧还是北美,都是上帝子民的基督教世界,大西洋的秩序乃是一神教文明的秩序。而正在形成的太平洋共同体和欧亚大陆共同体,并存着不同的轴心文明。欧洲衰落之后,整个世界的金融、财富和权力从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中美国(Chimerica)的出现,正是这一太平洋共同体的符号象征。正在崛起的太平洋共同体,乃是一种新的文明秩序,是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共享这个世界的多神教的后轴心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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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世界,将有三个世界重心,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欧洲,第三个是中国。三个不同形态的世界帝国,彼此之间形成了三种共同体:大西洋共同体、欧亚大陆共同体和太平洋共同体。以往的两个世纪,世界的重心在大西洋,战后又以北约为标志,形成了美国、西欧联盟的大西洋共同体。在这两个共同体当中,除了美国、中国和欧盟三个中心之外,日本、俄罗斯和印度,都不容小觑。日本作为最早在东亚崛起的国家,既有现代化的持续动力,又保持了日本亚洲文明中的本土传统,近年来恢复“正常化国家”的冲动,将让日本在亚太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俄罗斯虽然不复有当年苏联帝国时期的辉煌,但它的东正教文明底蕴再加上能源、科技、军事和人才优势,不排除有重新崛起的可能,普京最近推出的新“独联体”计划,便是再造帝国的第一步。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开始雄心勃勃,其古老的印度文明是否有助于让其从印度洋的地区大国,进一步发展为欧亚大陆板块中的全球大国,也有待于观察。

  

  然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指出,16世纪之前的欧洲陷入黑死病的绝望之中,如果有人告诉你,欧洲将在未来主宰世界,一定会被认为是疯子的梦呓。然而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以科学技术的革命、勤俭竞争的工作伦理和民主法治的制度优势逐渐领先于世界,创造了普世化的现代文明。欧洲有一种置死地而后生的能力。之所以如此,乃是欧洲文明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歧性。法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莫兰指出:欧洲精神就在于它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如果说它是崇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如果说它是有节制的欧洲,它也是无节制的欧洲。如果说它是理性的欧洲,它也是神话的欧洲,即便在其理性思想内核里也包含神话梦想成分”。欧洲不仅有拉丁文化,也有新教文化,欧洲在被逼到悬崖之后,有可能重新焕发出活力。在一片萧条之中,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引擎依然强劲有力,而且经历过二次大战的惨痛教训,德国将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明与德国自身的路德新教传统与近代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融合,既保持了新教的勤奋节俭和竞争精神,又有充分的国家福利保障,在二者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当代德国的文明模式成功综合了西方文明各种异质元素,将是带领欧洲走出低谷、重新复兴的希望。

东亚历史上也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威胁帝国秩序的共同外敌,19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叩响中日大门的时候,日本顺应时势,迅速脱亚入欧,拥抱新的世界秩序。而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共同面对北极熊苏联威胁的时候,中日虽然处于暂时的蜜月时期,但因为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因素,依然是同床异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秩序的重心在大西洋,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成为主宰世界的头号帝国。在18世纪还领先于世界的东亚,不仅衰落了,而且一度成为西方列强瓜分和掠夺的猎场。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儒家文明圈的东亚开始复兴,经济高速发展,首先是儒家文明圈的外围日本,随后是边缘地区东亚“四小龙”,最后轮到儒家文明圈的核心中国大陆。到21世纪初,以中国的崛起为标志,整个世界的权力结构、财富结构逐渐从欧洲转移向亚洲,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地区。世界历史重新向亚洲倾斜,地球的重心发生了偏离。

   【关键词】东亚   欧盟   命运共同体

  我们可以看到,从基督教到黑格尔的欧洲历史观,乃是一个一神教的一元化世界。在统一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有一个超越性的绝对意志(无论是上帝的意志还是叫世界精神)在东西方游荡。而所谓某某时刻的出现,乃是说在这个一元论的世界历史中,担负着绝对精神使命的某个世界民族的出场,于是1500年之后的世界历史,曾经有过西班牙时刻、荷兰时刻、英国时刻和美国时刻,也有过失败了的德国时刻。那么,“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否意味着历史的最后时刻将不再像福山所说的终结于拿破仑在耶拿战役的胜利,而是终结于中国的重新崛起?到21世纪中国作为世界民族的登场,世界精神将重新回到东方,匍匐于中国文明的长城脚下?

   战争也好,新的冷战也好,皆不符合东亚各国的最佳利益,东亚各国陷入了只为自身利益盘算的“囚徒困境”。合作要比不合作好,虽然理论上大家都明白,但合作的起点和希望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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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种中国时刻?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时刻”的出现,应该是改变这种一神教世界历史的时刻,让整个世界不再在不平等的金融、贸易和权力等级秩序之下继续生存,而在多神教的文明之中寻求平等的合作与共处。如果说,一神教相信的是神正论之下的普遍一元秩序的话,那么多神教追求的是各种不同价值理念之间的多元和谐。中国儒家文明中的和谐观念,将为世界的多神教新秩序之建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内容提要】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充满了擦枪走火的战争危险,不仅是表层的领土之争、国家利益之争,更重要的是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高涨,新东亚秩序的重建,最重要的是转变思维,从帝国秩序转型为共同体秩序,从等级性的支配性秩序转向扁平化的平等秩序,从一个中心的主宰性秩序转向多中心的互动秩序。去帝国化、去中心化和去等级化,乃是未来东亚共同体秩序的关键所在。欧盟的横空出世,为东亚提供了永久和平的典范。一个欧盟式的东亚共同体,不仅是可欲的,而且具有历史与文化的可能性。当东亚逐渐从各种中心论的帝国秩序剥离出来,意识到自己东亚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时候,那么,东亚将会向似乎是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梦想一步步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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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其影响和势力退出了东亚,中日之间友好关系逐渐冷化。随着中国的崛起、钓鱼岛海域的领土争端和日本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两国到21世纪发生了直接的摩擦和对抗,一个新的后冷战时代开启了。东亚地区的几个国家,朝鲜孤立于全球体系之外,但其孤注一掷的核武器试验为东亚带来严重的和平威胁,并导致了大搅局效应。中日韩之间,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关系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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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想象性的文化差异。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秩序”,与中国的天下秩序不同,是一个欧洲式的民族国家霸权秩序。吊诡的是,其背后又有中国式天下秩序的残余,将霸权秩序想象为一个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王道秩序。大日本帝国时期的激进右翼,从头山满、北一辉到石原莞尔,都充满了理想的乌托邦热情,试图建立一个与西方霸权不同的东亚人的王道世界。日本是当仁不让的东亚领袖,负有神圣的使命,将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各国的黄种人从白种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东方王道乌托邦。日本对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侵略战争的背后,不仅是霸权的利益扩张,而且还有一套玫瑰色的自我合法性的王道乌托邦理想。

  如果以这样美好而诱人的前景理解“中国时刻”的出现,首先不符合黑格尔的原意。在黑格尔看来,文明的死而复生,像神秘的不死鸟,通过凤凰涅再现辉煌,产生新的生命,这只是东方的思想,而对于西方的观念来说,整个世界历史是不可逆的,向着一个确定的目标发展,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个承担了世界精神的民族,虽然也会衰亡,焚毁自己,但不可能死而复生,只能将世界精神的火炬传承给下一个世界民族。处于19世纪的黑格尔虽然认为世界精神已经落在普鲁士国家身上,但他也预感到20世纪的美国将接棒:“美洲是明日的国土,未来的时代将在那里实现,世界历史也将会在美洲实现。”的确,美国充当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世界霸主,承担着世界精神,当21世纪来临,美国时刻即将终结、所谓的“中国时刻”即将来临的时候,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说过:“一个世界帝国派生出来的各国虽然相互对立,但仍拥有文化和宗教上的共同性。所以,一般来说,现代国家均是以从旧有的世界帝国分离出来的形式而得以产生的。为此,当受到其他世界帝国威胁时,他们会努力维持旧有的世界帝国的同一性。即向‘帝国’回归。”⑤柄谷行人所描绘的,基本是一个欧洲的历史图景。今日之东亚,要比欧洲复杂得多。

  

   第一阶段的东亚秩序,是以大陆农耕文明为轴心,而日本则是与大陆文明不同的海洋文明,其处于东洋与西洋之间。古代日本是欧亚大陆文明的边缘,用宫崎市定的话说,日本是“终点文明”,欧陆文明,无论是儒家、佛教文明,还是伊斯兰教文明,传到日本都成了终点站,不再继续向外传播,而为日本所内化和吸收。③19世纪中叶之后,这一情形发生了变化,日本的开放从原来面向大陆转向了面向海洋,从东洋文明转向了西洋文明,“脱亚入欧”的日本不再是终点文明,对于东亚世界来说,日本成了西洋文明向东亚传播的起点和中转站。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特别是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三十年的“转型时代”,中国思想的现代化主要受到来自以日本为中介的西方思潮影响,晚清的中国思想家比如梁启超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思想,说是“亦步亦趋”亦不为过。

  黑格尔将整个世界视为绝对精神历史性展开的整体,具有世界精神的民族(不是所有的民族)将通过自己特殊的民族精神逐次体现普遍的世界精神。世界精神的太阳最早在东方升起,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童年,然后一路向西来到欧洲,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则是它的青壮年,最后世界精神的太阳降落于日耳曼民族,实现自由的终极目的。

   身在“落后”的东亚,又是“先进的”欧洲文明俱乐部成员,这样的特殊地位使得日本在1894年甲午海战之后,成为东亚世界的轴心,尤其是1904年日本击败了老牌的俄罗斯帝国之后,更是确立了这一核心地位。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概念,取代了原先的大中华天下主义,出现在19、20世纪之交。对于日本来说,西方是一个“内在的他者”,西洋的富强之术已经内化为明治维新之魂,但西洋的自由、民主核心价值却为野心勃勃的新日本帝国所排斥。

  世界格局中的三个重心

   东亚意味着什么?东亚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诚如子安宣邦所言,它是一个不断被历史建构的政治概念。①

  

   日本的“大东亚共荣秩序”因为其过度的狂妄与扩张而受到毁灭性的挫败,二战之后,东亚世界迎来了它的第三个历史阶段: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东亚分裂了,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两岸都出现了分断体制,中日也处于长期的意识形态对立。在此背景下,分裂的东亚不再有统一的东亚意识,以苏联、中国、朝鲜为一边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为另一边的自由世界阵营,将东亚撕裂成对抗的两半。到了20世纪70年代,东亚的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苏的对抗、中美的缓和,使得中、日、韩三国面对共同的敌人苏联,中日、中韩放弃历史的隔阂,彼此走向接近,开始了一段战略合作的友好期。但中日友好的基础是脆弱的,其取决于日美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更维系于中日两国所存在的共同敌人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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